母亲病危时的冷漠与意外的真相

我母亲病危的那一天是周二。我正在开会时接到了弟弟的电话，他的声音颤抖着告诉我，母亲的情况非常严重，医生让我们准备后事。我顿时手中的笔掉落在地，心中一片混乱。急忙离开会议室，我试着拨打陈明的电话，却是关机。紧接着拨打婆婆的电话，仍然是关机。小姑子陈莉的电话也没有通。我站在公司的楼下，逐一拨打所有可能的号码，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，我心急如焚，随即打车赶往医院。路上我还尝试拨打了几次，结果依旧不见回应。

在接下来的八天里，我的母亲一直在重症监护室，我和弟弟轮流守在病房外。白天我守，晚上则换弟弟来。在这段期间，我每天都试图联系陈明。最开始的三天里他的电话都是关机，第四天一接通却没人接听。第五天，我发消息告知情况，却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第六天，我再次拨打，结果被挂断; 第七天，再次尝试时，却是直接关机。终于，第八天凌晨，我的母亲离开了人世。她在我握着她的手时，眼睛睁开的看着我，却没有说出任何话，随即监护仪显示出一条直线。我弟弟跪在地上痛哭，而我却没有流泪，只是用手机发给了陈明一个消息：“我妈走了。”同样无回应。

我和弟弟负责母亲的丧事。他从外地请假回家，我的请假时间一开始是三天，但后来不够又申请了五天。在这一过程中，陈明、婆婆和小姑子都没有到场。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询问丈夫的去向，我只能无奈地说他出差了，而婆家的人也只是在外地。母亲安葬那天正下着雨，我撑着黑伞站在墓前，弟弟则痛哭得无法站立，我扶住他问：“姐，你为什么不哭？”我回答：“我哭过了。”但其实，我没有流泪。母亲去世时我没有哭，灵堂守夜时也没有，墓地安葬时同样如此。然而，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中，独坐沙发上，泪水突然涌出，直到半夜，哭到喘不过气来，最后洗漱后便倒头入睡，第二天如常上班。

在母亲去世后第八天，我接到了婆婆的电话。她的声音尖锐刺耳，询问我：“林静！你怎么疯了？”我愣了愣，不知所措地反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她大声质问我是否控告了陈明，我一下又愣住了。电话那头，她继续激动地说：“我跟你说，你别以为你妈死了就有理了！我儿子忙没去又如何？你凭什么告他！”我试着平静地说：“妈。”但她立刻反驳：“别叫我妈！”我默默应道：“好，阿姨。”电话那边稍微安静了一会。

接着我注重明确：“阿姨，那天我给陈明拨了多少个电话，你知道吗？”、“我给您打过多少个，你知道吗？”、“我还拨了陈莉，她的手机坏了吗？”她愤怒反驳，但最终保持沉默。我再次强调：“我妈在医院住了八天，这期间一个电话没有接到，而我弟弟也为了请假寄托在我身上，但陈明却没有消息。”最终，我告诉她母亲去世的消息，然而她的反应却显得冷淡，“那是你妈，又不是什么关系。”我淡淡回应：“所以我没有追究责任。”紧接着，我提到：“我没有告他。”这时她却告诉我，陈明的单位已经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我一时间感到心中一片愕然。

随后，我拨通了陈明的电话，这次他终于接通了。他急切地询问我是否真的告了他，我回答：“我没告你。”得知传票的事情后，我问他那天在哪里，他沉默不语，我继续逼问。他终于承认自己和苏莉在一起。我再向他确认：“我发消息你没回，他那边你也在。”他支吾不清。我告诉他传票既然已到，就去应对，并查查到底是谁告的他。

经过一番调查，传票确实存在，但并非我所告。起诉陈明的是苏莉的前夫赵刚，控告内容包括重婚和财产转移，并列举了大量证据。他认为我作为转账受益人也是共谋。开庭时，当法官询问我收到的三十万元时，我如实回答这是母亲住院的押金，且提供了缴费记录。当法官问陈明对这笔钱的解释时，他却面露恐惧，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是借给我的，却没有借条。